基督教對現代民主觀念的影響
簡榮渭牧師
基督教先驅推崇民主，不是基於少數要服從多數的原則……民主不等於選舉，選舉只是決定把政權交給誰；真正的民主乃是在選舉之後，選民要對手握政權的人進行有效的監督
。
民主政治是現代西方幾個國家的產物；它的產生有多方面的因素，基督教是其中一個。本文略談基督教對民主觀念或者民主意識的影響。從舊約先知對君王權力的監督，宗教改革時代的長老宗和清教徒派，對現代民主定下兩個極重要的基調：權力監督和容忍異己。
舊約先知的角色
在舊約聖經中，王權開始於撒母耳時代。大概在主前11世紀，由於民眾強烈要求，先知撒母耳在壓力下封立掃羅為王。撒母耳當時警告以色列民說：“要君王來統治你們，可能須付出慘痛的代價。”（撒上8:11-18）
在這之前的士師時代，以色列族沒有一個中央集權政府，經濟和軍事力量當然無法與周邊國家相比，但好處是不必承擔中央政府的龐大開支，並且不受制於單一集團。只是，王權一旦建立，人民不但失去相當大部分的自身權力，並且要負擔種種苛捐、雜稅、徵兵、徵糧
。因此，撒母耳認為有了國王之後，百姓就要受苦，他除了陳明君王必然斂稅和徵地外，並嚴厲地警告說：“你們也必作他的奴僕。”雖然如此，以色列民還是說：“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撒上8：19）
果然，掃羅登基做王，立即就實行斂稅、徵兵、徵糧，這原是維持中央政權最起碼的要求。至所羅門王時代，王室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宮殿，揮霍無度，貪婪淫 亂，人民的負擔就大大加重了，全國怨聲載道。所羅門王的兒子接位後，王室更加敗壞，橫徵暴斂，百姓逼急了造反，結果國家一分為二。
基於這段歷史，舊約聖經對於王權，一直採取保留態度，認為權力集中的君王定會作惡
，不是理想的政治制度。雖然舊約承認君王是上帝的僕人，但強調君王必須對上帝負責，不得剛愎自用，誤國傷民。
故此，從政治制度而言，先知的興起，是對王權的一種監督。先知亦是上帝的僕人，有獨特的身份及任務，使他們可以站在政權之外
，甚至站在政權之上，用超乎政權本身的標準
，以上帝的話對君王政治進行批判。
以色列先知傳統並非世襲，亦不是固定的組織。先知由上帝在民間隨時選召，替人民說話；不單指斥當時的社會敗壞風氣，亦敢直言王室的不是，彈劾腐吏苛政。例如先知拿單就曾面斥大衛王奪人妻子，蓄謀害命；又如先知米該亞在亞哈王面前“不說吉話單說凶言”（
王上22：18）。結果，米該亞被囚，後來怎樣
，我們不知道，大概是死在獄中了。後來，亞哈王果然戰敗了，死在戰場，應驗了先知的凶言。不說奉承的假話，只說真話，為真理犧牲
；這就是偉大的古以色列先知傳統。先知有監察、審視、批判王權的責任，在政權之外另有根據（耶和華的話）。這種對王權進行監督及批判的概念和做法，乃是民主意識的基礎，對後世思潮影響深遠。
在人類歷史中，所有政權皆自認其權力至高無上，不僅古代君王如此，所有權力擁有者
，包括今天的民選政府，都不知不覺地有此傾向。一直到今天，無論國家的權力、政府的權力、政黨的權力，人一旦擁有它，就認定自己是至高無上，不得反對，不容批評，要求人民哈腰順服。這種政權錯誤觀念一旦存在，民主一日難行矣。
宗教改革時期
在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跟隨新約的教訓，認為人應當順服政府，就算是壞的政府亦應當順服；所謂“該撒的物歸該撒，上帝的物歸上帝”，但他認定良心只能屬於上帝。路德指出，屬靈及 屬世的兩個國度，各有範圍；雖然各自獨立，卻可彼此合作。可惜是，路德這個“兩個國度”的理論，一不能防止君王濫用權力，二不能主動參與社會，它充其量只 能保障某種程度的宗教獨立，因此對現代民主影響甚微。如果君王在地上胡作非為
，屬靈或屬天國的教會不能奈其何，充其極只
是作良心上的反抗而已。
基督教積極的監管政權、改革政府，及推動民主的神學思想，要等到長老宗先驅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之後才有一點開端。加爾文好像保羅和路德一樣，認為政府權力在於維持世上秩序及社會安定，並且懲罰犯法的人，主持公道；但基督徒卻有責任去督促、指導、甚 至改革政府，使政府在行使權力的時候要合乎上帝的旨意，使上帝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單只在宗教生活中實現，並且也伸展到屬世生活、屬世 政權當中。加爾文根據這原則去積極改革，不但改革教會，亦改革政府，在當時來說可謂石破天驚之舉，影響深遠
。
加爾文在其大作《基督教要義》最後一章“論政府”中有一段說：“很少君王能約束自己，不使其意志與公義及正直相抵觸，又因為他們鮮能深思明辨，在凡事 上發現那盡善盡美的。所以由於人類的罪惡和缺陷，使政權操於許多人的手，乃較為穩妥，他們好彼此幫助、規勸。這樣，倘若有人越權，別人就可以監察並約束他 的野心。”
加爾文顯然認同舊約先知的傳統，認為權力受監督比不受監督好，好政府應秉行公義，不應濫用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加爾文以民主為必要，乃是基於人性是墮落的，因此，放任自由的政權是絕對危險的。換言之，基督教先驅推崇民主
，不是基於少數要服從多數的原則（當然，現代基督教不否定這概念，只是不以它們作為民主的基礎），民主之所以是必要，因為我們相信群體有監督政權的職責，透過監督，希望可以約束墮落的人性，特別是加上權力的墮落人性。
現代西方國家和政客極力向未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推崇民主制，原是推動進步社會之舉，但在很大程度上，所謂的民主，大家關懷的好像只是國家的領袖是否 通過所謂一人一票的民主推舉出來，至於民主重要的精神（監督和約束）卻不是很認真看待。無怪乎，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同樣以民主之名濫權的事就屢見不鮮。 須知道，民主不等於選舉，選舉只是決定把政權交給誰；真正的民主乃是在選舉之後，選民要對手握政權的人進行有效的監督。
基督教並不認為民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體制，更不可能是人類最圓滿、最終極的政治制度；民主只是人的制度，人努力的一種嘗試，它是一種監督制度，一種防範措施，其本身當然需要受到監管和不斷檢討，确保有效的發揮其功能。
近代神學家在這方面的詮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算美國20世紀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他認為“因為人是由上帝形象做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但因為人是罪人，所以民主亦是必須的。”前者指人人可以積極負起政治的責任，後者 指權力必須加以限制。民主的意思在現代基督教教義方面來看就是這樣。
改革時期之後
除了監督和約束外，基督教為現代民主奠下第二支重要的基調是：容忍異己。
17世紀，加爾文派長老會在英國興起。在教會組織內，這班清教徒發揮了加爾文的改革精神
。教會有代議制度、選舉制度，並且重視開會程序及討論自由。一切政策都應在議會中公開討論、辯論，大家來解決問題，達成決策。這是現代民主制度的要素。他 們這班人與舊約先知不同。先知只是在旁監察或批判權力，並不直接行使權力，行使權力是君王責任；加爾文派清教徒則主張參與，以民主方式直接行使權力。先知 監察、批判權力不一定有效，並且有時甚至遭受殺身之禍。因此，先知的職權和影響力是很有限的。但加爾文教派的長老會信徒卻提倡積極參與政治、改革政權，使 政府更能符合上帝的旨意。
當然，長老會這種民主思想的成長有一定的社會背景。譬如，長老會信徒在當時多是有知識、有資產的階層。他們能強調基督徒的社會責任，主要原因是他們有較高的知識水平，有足夠能力積極參與和承擔較大的政治責任。這群信徒不僅願意參與社會，他們且有擺脫舊社會秩序、開創新局面的積極觀念。
基督徒參政不一定能確保基督教原則能夠被貫徹，基督徒濫權的事也是屢見不鮮。事實上，西方社會是基督教人士當權的社會，但不等於他們擁有一個符合基督教義的政權。不要忘記，當年長老宗信徒反抗的對象不是異教徒，掌權者都是基督徒。
另外應該一提的是，清教徒除了參與政治改革外，對內，他們也以反對派身份或在野身份對教會當權派進行批評改革；他們認為當時教會改革並不徹底。在多年的宗教爭論中，持異議的遭受當權派的壓制，這使他們深感民主的需要，漸漸體會到理想的政府不應該壓制反對派，必須有雅量容忍反對派。
民 主必須容忍異己的觀念，另外一個產生因素是基於現實歷史經驗。在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之後，歐洲各地長期陷入了宗教糾紛，甚至引發多場戰爭。只是，經過長 至100年的糾紛和戰爭，大家都不能消滅對方，因此就不得不開始學習容忍，認真的看待與“敵人”同存這不能逃避的事實。開始時，容忍異己的態度，只發生在 宗教團體內，後來漸漸傳開包括在政見上容忍。這些基督徒認為，沒有政見上的容忍，民主亦無可能出現。假如將其他持有異見、異議的人、教派或政黨，不是毀滅 就是加以控制
、壓抑，由一教派或一黨專政起來，就不可能有民主了。
按這班長老宗信徒的教導，我們如何辨認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團體，是否貫徹民主精神呢？一個簡單又直接的方法是，觀察它對異議人士的容忍程度，以及允許異議公開討論到什么地步。
基督徒與政權不能分割
若 問基督徒是否可以參政，舊約聖經似乎已假定，上帝的子民和先知已經參了政，不存在可以不可以的問題。再者，改革宗教會的傳統，本來就與國家政治分不開，因 此，我們若認同改革宗的身份，特別是認同加爾文和清教徒的傳統，就無可避免的承擔這身份所帶來的一切職責，鼓吹民主精神：監督政權和容忍異己。
今天，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民主機制的現代社會，要問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民主政治中有效的承擔這職責？對於信徒個人和教會群體，我有下列的建議：
1、從聖經去重新認識教會的大使命。
若非對創造論和救贖論有深刻的認識和委身，我們不可能正確和有效的扮演現代先知的角色。今天教會出現兩種不健康的政治觀：一，對政治完全的漠視，冷淡，以為政治是非屬靈的，與教會無直接關係；二，以民主信仰代替基督耶穌的福音。
須知道，信仰若不能落實在現實社會，這信仰就對大眾沒有發言權，基督徒就不再是世界的光和鹽。此外，唯有忠於福音，教會才有資格向社會發言，失去福音信息的教會，就會失去其獨特先知的身份和角色，結果她一切發言將與一般人無異（無論多有深度和動聽），其價值也就不存在。
2、教會先實踐民主。
教 會要對外界進行有效的監督，除非本身先忠實的奉行民主，立下優良榜樣，若不然，我們就是現代的法利賽人 － 只會吩咐別人行善，自己卻不動一根指頭。我呼吁一些教會領袖必須針對濫用權力、壓制異己、排斥異議、抹黑其他群體的“壞習慣”進行嚴肅的反省和更新。同 時，信徒必須堅持實踐民主，不要“神化”領袖，要相信只要是人，無論他是誰，與其他人一樣，都有犯罪的可能，因此，信徒和領袖必須彼此監督和鼓勵，常常警 醒，免得被罪所勝。
3、教會需要有知識。
教 會若要有效的監督民主政權，她需要對於政治、經濟、教育、行政、外交、軍事、人民生活等等課題有足夠的認識，而不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教會需要先了解課 題，才能對症下藥，言之有物。然而，教會永遠必須從福音信仰的角度作出批評、指導，不要從不相關的角度來討論。從實際而言，教會需要有一批專才（現代先 知）專門負責此事。但是，若非教會認為這是重要、且是不可避免的使命，她就不會把足夠的人才和資源投入這方面的事工。看看今天整體教會對硬體的投資，動輒 千萬元而面不改色；相對的，對人才栽培和知識的投資，常常因預算短缺，諸多重要項目無法落實。教會有必要打破現有的思路，調整資源投資的順序，以達到強化整體素質的目標。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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