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代中国文化的“巫术化”

当代中国文化的“巫术化”
郑永年 2015年08月04日


“气功大师”王林涉买凶杀人案成为近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话题。一个昔日穿梭于政治人物（不乏高层）、富商、大牌明星、著名学者中间，并为这些人所崇拜的“大师”，今日则成了另外一个群体嘲笑、谴责和怒骂的对象。同样，在后一个群体里面也不乏政治人物、富商、大牌明星和著名学者。

类似王林那样的“气功大师”的例子，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倒一个，又出来一个，他们的故事都非常类似，结局也大同小异。在大多情况下，都是官（权力）、商（金钱）、色（性）、学（知识）和巫（术）五位一体得到有效的结合。如果不具备背后强劲的权、钱、色和学的推动，很难想象“巫术”会如此有效流传开来，并被人们推崇备至。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金钱、明星，甚至知识这些群体需要“巫术”呢？

从深层次看，这种现象既不新鲜，更不足为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很多时期就流行过“巫术”。今天“巫术”又流行起来，只不过是当代中国文化堕落的其中一个表象。文化堕落当然有很多形式，但最显著的莫过于文化的“巫术化”。如果“气功大师”流行于达官贵人阶层并为他们服务，流行于基层民间的无数莫名其妙的“巫术”“迷信”，甚至“邪教”更是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信徒，为芸芸众生提供着心理需要。

当然，当代文化的堕落远远不止于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巫术”活动，它表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社会行为乱象，难计其数：官员和有钱人“包二奶”（甚至妻妾成群）、大吃大喝、焚烧非传统性冥纸（电视、手机、飞机、美女模本）祭献给先辈、大众炒股、公知骂人等等，不同现象或多或少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文化的堕落。

机场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的窗口，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浓缩版。如果看看机场的一些书店，就知道今日中国的文化之殇。大部分机场书店都堆满了心灵鸡汤、八卦风水、赚钱之道、人际关系、性知识、公知的作品，一些角落里或许还有一些半色半黄的杂志。而电视屏幕则是那些宣讲者的声嘶力竭，犹如布道，仍然是心灵鸡汤、赚钱和八卦。当然，这并不是书店之错，书店只是迎合社会（读者）的需要。其实，不用说是机场书店了，各大城市的大书店的情形何尝不是这样呢？

乱象与文化堕落紧密关联

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是和这种文化堕落紧密关联。文化堕落了，人们的行为便仅仅停留在本能的阶段，再也提升不上去了。而本能的思考和行为，就为类似于“巫术”那样的东西的流行开来，提供了理想的文化环境。

放眼去看，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文化的“巫术化”。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并且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颇让人意外但细想之下又很容易理解的独特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的复兴；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王林的“气功”就是如此）。

文化的“巫术化”是同科学背道而驰的趋势。在科学看来，凡事都有原因、有发展过程、有解决之道等等，但“巫术”则把事物（或者社会现象）归之于一种神秘、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历史上看，当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环境感到不理解、不确定、不安甚至恐惧的时候，“巫术文化”就会兴起。

文化的“巫术化”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原因在于，既有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官方所认可的，还是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本土版，或西方进口版，都无法对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也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只好去救助于“巫术”。

的确，有太多的因素促成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感到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伴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的，便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落甚至解体；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完全脱节甚至背道而驰；通过各种途径而获取的巨大财富缺失正当性；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着穷人的“仇富”心态；公权力的傲慢使得社会有理由“仇官”；法制和法治的缺失使得社会没有有效的方法调解矛盾等等。
杨绛先生说：“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几乎和其读书的多少划等号。这句话实际上也适用于那些求助于“气功大师”“巫术”和“邪教”等社会群体。书读得太少，想得太多，解释不通了，就去找“巫术”。

尽管传统上中国是读书的民族，但当代中国人不读书，已经是世界上出了名。研究发现，即使是本应该读书的大学生，除了教科书之外，一年也读不了几本书，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更不用说是欧洲人了。在社会层面更是如此。每次看到大街上无聊闲逛的人们、麻将馆聚集的人群、或者大型的大妈广场舞，不禁会想，如果在欧洲或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人中的多数该是会在静静地阅读的。

不过，没有必要过多地抱怨读书少或者不愿读书的人们，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书可以读。学生、闲逛者、打麻将者、广场舞者，甚至底层社会那些迷恋于各种“巫术”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巫术化”的对象和受害者。他们的本能思考和行为是文化“巫术化”的产物，而非根源。主要的问题都出在精英。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出在文化创造者或者思想创造者那里。

作家只能提供心灵鸡汤

人要读书，但必须有书可读，而写书的人往往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群体。中国的这个主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道德要重建、文化要重建，但是他们写出了什么样的书？一句话，“心灵鸡汤”。中国人写心灵鸡汤已经有数千年了。孔孟的时候，还算原创，并且非常切合社会的实践，所以他们成为集大成者。之后就没有原创的东西了，要不是天下书一大抄，要不搞得玄而又玄，虚而又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心灵毒药。

明代的王阳明本来是可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扭转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无奈统治者不许，未能发扬光大。有研究发现，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是科普读物，而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便是心灵鸡汤。这个现象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西方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科学知识，而中国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心灵鸡汤。为什么呢？

近代以来中西方所经历的启蒙运动的差异是关键要素。到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发生了启蒙运动，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和西方早先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具有本质性差别。在西方，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第一次启蒙运动。欧洲的中世纪是神权主导一切的时代，被西方人称为愚昧和黑暗的时代。神学成为解释一切的东西。文艺复兴因此主要是要借助复兴古希腊的理性和科学（数学、几何）精神，摆脱神权，把人类的基点从神拉回到人。西方人成功了。但这种成功是用无数相信科学的人们（尤其是科学家）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第二次启蒙。第一次是文化，第二次就到了制度，就是要用理性适用于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这次也成功了。今天的西方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两次启蒙的产物。两次启蒙的共同主题就是理性主义，教育人如何理性思考，把理性应用于对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理性主义贯穿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和社会科学，更不用说是自然科学了。

不过，启蒙运动并没有消灭宗教，而是给宗教以更为合适的位置，即人们的信仰领域。宗教不再解释一切，而是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启蒙运动尽管也产生了一些极端主义者，例如无神论，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理性主义是肯定宗教地位的，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需要宗教信仰，都应当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

中国也的确发生了启蒙运动，但性质很不相同。中国主要是政治和革命启蒙，无论是“五四运动”的启蒙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重点都是政治。五四时期，迫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生存面临深刻危机，政治启蒙无可非议。1980年代也一样，也被认为是如果没有政治启蒙，中国人就要被开除“球籍”了。直到今天，仍然有大把人时刻想再兴起类似的政治启蒙。
尽管自“五四运动”开始，每次启蒙必提“民主”和“科学”，但每次必然是政治（民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甚至被忽视。中国人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科学。但西方实际上是科学在先，民主在后。没有16世纪的文艺复兴，哪会有18世纪之后的民主？人具有了“科学”，学会理性思考问题了，民主才具有质量。中国只有政治启蒙，而没有科学启蒙，在缺乏理性思辨能力的情况下，民主自然追求得非常辛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科学，人们对宗教的作用没有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在过度政治化的启蒙下，宗教被强制性地驱逐出人们的文化领域，使得当代中国既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多神教），也把自己和其他宗教文明区别开来。

但实际上，当代中国人，和其祖先以及其他社会一样，都需要精神领域和宗教空间。没有了科学，也很难对传统文化进行去“巫”化。今天在文化复兴的幌子下，各种低劣的“巫术文化”公然登上文化舞台，并被各个社会群体所拥簇。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人是有精神需要的，如果不能在公开的市场上（例如各类大教）得到，就会千方百计去地下黑市（例如各类家庭聚会甚至邪教）寻找。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http://www.zaobao.com.sg/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50804-510709

亞洲週刊-人類與機器愛恨交織

亞洲週刊-人類與機器愛恨交織

人類與機器愛恨交織

2015年8月9日 第29卷 31期

機器反過來操縱人類不是科幻片的危言聳聽，現代人對智能電話的病態性倚賴就是最好例子。

《二零零一太空漫遊》

林沛理，專欄作家，最新的一本書是《私想Private Thoughts：性、愛、自由、幸福、痛苦、宗教、男人與女人的私密聯想》（二魚文化）。

　　

德國汽車工廠一台機械人失控，一名工人遇襲身亡。新聞報道稱之為科幻小說的預言成真。其實機械人(robot)早在三千年前的希臘神話中已經出現。史上第一個機械人不是製造而是想像出來的，「她」就是著名的潘朵拉盒子(Pandora's box)的潘朵拉。眾神賦予她誘惑男人的嫵媚和語言的技能，唯獨女神雅典娜拒絕給她智慧，所以潘朵拉的行動是不經思考的，這就是英文「robotic」的意思。

古希臘詩人荷馬的代表作《伊利亞特》(Iliad)亦有提到能夠自動操作的家具，這可以說是機械人的希臘根源和希臘傳統。這個傳統集對機械人的幻想與焦慮於一身，為日後小說和電影對機械人愛恨交織的文化想像定調。

英國詩人雪萊之妻瑪麗•雪萊(Mary Shelly)一八一八年發表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是史上首部科幻小說。主角弗蘭肯斯坦是個有反社會傾向的科技癡，他先將死人的器官和組織拼湊成一個碩大無朋的人體，再用電腦賦予人體生命。《弗蘭肯斯坦》驚世駭俗，不僅是因為它將在聖經意義上被創造的人(creature)描繪成造物者(creator)，更在於它給予電腦一種前所未有的賦予生命的能力(computer as life-giver)。這同時又是一部辛辣的諷刺作品(satire)，充滿對舊約聖經所描述的上帝的含蓄批判。弗蘭肯斯坦作為造物者與他的所造之物科學怪人的關係，跟神與人的關係不無相似；而造物者所造之物竟然比造物者更有人性和更通人情。凡此種種，皆成為後世同類作品選取的視角和探討的主題。說《弗蘭肯斯坦》是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這個類型的基礎文本(foundation text)，絕非言過其實。在差不多二百年前，瑪麗•雪萊就以這部奇書奏出主旋律，後來者即使再有才華，也只能譜出這主旋律的變奏而已，所謂「variations on the same theme」。

《弗蘭肯斯坦》固然是科幻作者的靈感泉源，但不斷給這個類型注入新意和活力的卻是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以及人類對機器變本加厲、近乎病態的倚賴和依戀。一九六八年公映的《二零零一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講一個高智能電腦叛變，將一隊往木星執行任務的太空人逐一殺死。最後它的陰謀敗露，在將被切斷電源的一刻，它先是大聲求饒，後來更神智不清地唱起兒歌。那是到當時為止，電影史上電腦最人性化的一幕。

四十五年之後，電影裏面的「機械物」即使無形無狀，也可以人性化到令人傾心相愛。《觸不到的她》(Her)的男主角愛上一套名為「Samatha」的高智能操作系統。這套電影向觀眾開的最大玩笑是：男女主角注定各行各路，不是因為「人機殊途」；而是因為那套操作系統既善解人意又充滿生氣，對人類社會既好奇又包容，反而那個有血有肉的男主角是個令人討厭的大悶蛋。人類比不上機器，再一次，造物者輸了給他所造之物。

在英美廣受談論但在大陸、台灣和香港三地都沒有公映的好萊塢新片《智能叛侶》（Ex Machina，大陸譯《機械姬》，台灣譯《人造意識》）中，叫「艾娃」(Ava) 的人工智能機械人像夏娃引誘亞當偷食禁果那樣誘惑男主角幫她逃離那所囚禁她的監獄式別墅。這套電影似曾相識，因為它提出的問題跟雪萊的《弗蘭肯斯坦》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樣舊：造物者與其所造之物的緊張關係，人是他發明的機器的主人還是奴隸？飽受剝削、任勞任怨的僕人一旦有了意識，還會像以前一樣逆來順受，抑或會起來反抗？

發明者自覺是造物者

自《二零零一太空漫遊》的超級電腦Hal反客為主開始，科幻電影最關心的問題，是當機器變得越來越無所不能和人性化，它們還會甘心做人類的僕人、聽從人類的差役嗎？這些電影當然是廉價的大眾娛樂，但它們探討的主題不乏發人深省的宗教含義。人類最初發明機器是為應付生活所需，其後是要將自己和同類從單調乏味、令人精疲力盡的勞動中釋放出來。可是，發展到今日，很多新發明滿足的除了是馬克思所謂來自消費者的「虛假意識」的「虛假需要」(false needs)之外，就是發明者自己那自覺是造物者的虛榮。從這個角度看，機器反抗人類，甚至反過來操縱人類，是要懲罰人類的傲慢自大（聖經中的頭等大罪，希臘悲劇作家筆下的「hubris」），這不失為大快人心的因果報應(poetic justice)。

機器反過來操縱人類不是科幻片的大話西遊和危言聳聽，而是每天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現代人對智能電話的病態性倚賴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