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和政府，谁该顺服谁？

1。定义：

今天的课题是关于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教会如何落实社会责任的问题，以及在落实的当儿有什么界限。

首先，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先搞清楚本文中‘教会’和‘社会’的定义。一，教会。我们可以这样说，教会是在一个地方（区域）被呼召和聚集的一群人，这群人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们以耶稣基督为信仰的对象。这个群众在一主一信一圣灵的维持和推动之下，顺服上帝的道，并且要宣扬这个道。

第二，社会：在一个地方（区域）被聚集的一群人，这群人同归属同一个宪法政府，在此宪法之下人人是平等和彼此联系的，同时，这个宪法是用权力来维持的。

2。教会生活在社会之内

社会是一个涵盖范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她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也不是以圣灵和上帝的道为行为的准则。从属灵而言，社会是无能并且是无知的，祷告不是她的生活一部分，成员之间也不是弟兄姐妹的关系。

无论如何，教会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圈子，在这个社会的架构和法律下，实践基督徒的群体生活。虽然教会不能把社会的架构和法律看为是至高和终结的，但是我们仍然将政权看为是基督主权的一种实现（a token of the Lordship of Christ)。教会在这个架构中「做光和盐」，对着一个区域的民众执行福音的使命，宣讲和实践福音。

提前2.1-7指出，为了完成上帝愿意万人得救的心愿，以及教会可以在和平的日子中宣讲真道，基督徒要为一切的国民祷告，特别是掌权的人（在政治范畴中负有特别责任的人）祷告。

从这个意义而言，基督徒群体的存在是政治性的(the existence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s political)。虽然教会宣讲的国是永恒的天国，但是她仍然感谢上帝，在地上有一个相对的、短暂的、外在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地上的国度，虽然是不完美和有缺陷，但是在永恒国度降临之前她是必须的和有用的。倘若没有地上的政权，人将陷入混乱、放纵、虚空的状态，人类历史将迈向灭亡和终结。保罗说，官员的功能是制裁和惩罚作恶的（罗13.3）。我们可以说，没有社会生活（政治秩序），就不可能有教会生活。

3。政权是上帝的工具之一

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　神的．凡掌权的都是　神所命的。2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　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3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么．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4因为他是　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　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6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　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7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1-7）

虽然我们所认识社会和政权有许多人为的软弱和缺点，但是从圣经而论，政权从来不是罪的一种结果，她乃是上帝权柄的一个表达。而事实是，政府的职责是要打击罪恶，因此，政府是上帝施行恩典的一个工具(an instrument of divine grace)，正如教会是上帝施行恩典的一个工具。两者有不同的使命和职责。

政府虽然不属于教会的范畴或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然而她却是在上帝的权柄范畴之下。一切的权柄都是藉着基督所造，并且是为基督而造。「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有是为他造的」（西1.16）。天上和地上一切所有的权柄都归耶稣基督所有，并且为他所使用（太28.18）。

政权可以出现比拉多这样滥权的人物，然而正如耶稣所说的，「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约19.11）。政权最终要受上帝的律法的审判。但是，这不能成为教会不顺服政权的藉口，更不能成为教会对政治采取冷漠态度的理由。从以上所见，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基督徒不可能选择对政治冷漠，也不能有所谓的非政治性基督教(non-political Christianity)。政治冷漠其实是对上帝权柄的一种蔑视。

4。教会做好教会

教会应该好好的做教会(The Church must remain the Church)。她要继续成为基督的国度的核心圈子。教会不应该尝试替代世俗政权。教会群体有其独特的使命是世俗社会群体所不能承担和完成的。若是教会毫无反思的，完全的屈服于社会，教会必然会忽略了她特别的任务。教会要宣告基督耶稣的权柄和上帝国度的盼望。世俗政权没有能力，也没有被呼召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她只能按眼前所见的，按着人的意见，为人类的生活作出安排。

教会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并宣讲他是世界的主，教会对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教会不能把自己的责任圈定在小圈子，在这个社会大圈子中依然有责任执行信望爱。教会既然为社会祷告，就把自己看为是对社会在上帝面前负有责任。

5。教会顺服政府

教会对社会的一个具体的支持和负责任，乃是顺服政府（罗13.1），按保罗的意思是顺服一切政治的体系（包括了当时的入侵者罗马人）。但是这不是说基督徒是盲目的顺服任何的政权和政治领袖。根据罗13.6-7，顺服的意思乃是基督徒为了社会的安定和维持，和社会功能的发挥，虽然基督徒不属于地上的国度，我们属于一个更高的国度，我们选择顺服政府。在这样的顺服里，耶稣基督仍然是教会的焦点。顺服的意思乃是，当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一同承担世俗社会的责任，我们把自己放在世俗权柄之下。换而言之，这种的顺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我们不能为了支持某种政治体系（民主、共产）或某个政治人物而顺服该政府。同样的，我们顺服这个社会的体系，不是因为某政府办理得比较好（或符合你的理想），为了社会整个的好处，我们甚至愿意顺服不是很理想的政府。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7）。

6。教会的独立责任

若说，政府不是绝对的和无误的，在什么情况之下教会可以并且是应该反对政府？

上面说，顺服政府是教会对社会责任的一个具体行动，然而，这不能成为教会放弃对于不同的政治现实和生活作出独立判断的理由。我们不能对于某个政治现实采取一个完全赞同、放任、没有批评、没有监管的态度。从信仰的独立性而言，没有所谓的基督教国家(Christian State)－－一种完全符合教会理想的政治。政治的发生，乃是上帝将自己的权柄给予人（不管人是否承认或认识此点），让人按着自己的理想和人的能力，以人间短暂的法律去制造一种短暂的安定，提供一个可以让人生存的环境。

政治体系既是人的发明，它就没带有上帝启示的记号，因此就不能要求人绝对的信心（不能被挑战）。教会应该很清楚知道政治体系的有限性（包括那些教会认同的政治体系），因此她不能高举某个政治体系（甚至是所谓的民主制度），以它为基督教体系，并且用此为理由来排斥其他政治体系（如，共产制度或军人制度或君主制度）。既是说，我们不能以民主支持者为理由，去排斥其他的政治体系。

既然教会宣讲上帝的国度，教会就需要按自己的盼望的缘由来处理一切的政治概念，特别所谓的政治成就。与非基督徒比较，基督徒对政治态度同时采取相对的更宽容和更严格，更有忍耐和更没有忍耐。她不会将任何的政治成就（如，人人平等、言论自由）误认为上帝国度的记号，因为这一切政治的成就是人的理想和人的努力的成就。基督徒要等待的是有根基的城，既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来11.10）。除了上帝的道（托住万有的道，来1.3）之外，教会不信靠或降服于任何的政治体系或现实，包括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物。

在她的自由里，教会对于政治体系的发展和形成负有肯定的责任。基督徒群体不仅可以接受政治，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要准备为政治的缘故为受苦。这是一种必须在上帝面前所作出的决定－－「必须」乃是因为基督徒的决定常常会不知不觉下完成个人的意思。作为原则，无论是什么决定，基督徒不可以放弃或妥协她与社会的关系。

基督徒因为认识基督是世界的主，因此顺服世俗的政权，但也同时要分辨公正与不公正的国家；分辨比较好和比较不好的政治现实；分辨有次序和反复无常政权；分辨政府和暴政；分辨自由和无政府状态；分辨个人权力和个人主义；分辨罗13所形容的政府与启13所形容的政府。

爱马来西亚的教会

（刚过完国庆日，翻阅旧稿发现此文。本文曾刊登于文桥杂志）

爱马来西亚的教会

简荣渭

今年是我国立国46周年，全国各民族、各宗教信仰群体共同欢庆，我们拥有一个繁荣和安定的马来西亚。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今天我们可以安居乐业，乃是许许多多前人付出极大努力的结果。

基督教会在我国建设上，一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教会作为一个宗教群体，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宗教事业上，她积极参与社会，与社会和政府携手合作，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素质。

本文以卫理宗教会（Methodist Church, 或译循道宗教会）为例，介绍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如何的顺服耶稣要服务邻舍的命令，努力落实了爱人爱国的教导。

卫斯理的循道主义

约翰卫斯理，是18世纪福音运动和卫理(Methodism)运动的领袖。他推行的卫理主义不仅是一套神学，而是一种对基督徒生活的了解，强调信徒与上帝那种喜乐又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落实于人对上帝的敬拜，和对人的爱。爱失丧的人的意思，就是在传福音时把基督传给他们；爱贫穷人的意思，就是社会关怀─为孤儿寡妇预备房子，提供免费医疗、食物、衣物、教育，及主日学等。

当卫理主义传到马来西亚，宣教士秉承了卫斯理的传统，视传福音和社会关怀为同等重要的工作。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和奉献，今天已经结出累累果实，影响力深入我国各社会阶层的生活。以下介绍三个重要和较为人知的工作∶

教育工作

卫理宗宣教士认为，帮助人民脱离贫穷和受压制之困境的最佳途径，乃是提供优质教育。因此，教会不仅开办主日学推行宗教教育，同时投入大量资源建设许多公共学校。教会学校深得社会好评，也得到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的赞许。无可否认，马来西亚今天的政府学校，无论在办学理念、教育目标、教学方法、行政管理等，在很大程度是受教会学校模式的影响。

从一开始，卫理宗教会就非常注重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例如，当年吉隆坡的第一间卫理学校─淡米尔人英文学校(Anglo-Tamil School)，就是一间男女同校的学校。数月后，卫理女校建成，才把女学生转移过去。

在马来亚设有高等学府之前，不少毕业于卫理学校的优异生，获得奖学金，保送到英国和美国攻读大学先修班、学院和大学课程。这些学生毕业后，有不少成为我国社会精英，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做出伟大贡献。

另外，英语能够成为今日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重要的共通语言之一，实在与教会学校提供优质教育有密切关系。除英语教育外，卫理宗在全国亦设有多间华文小学，直至今天，仍然为民族教育提供一份力量。

公共卫生健康

开国之前，人民生活卫生水平，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故此，宣教士大力推动医疗事工，教育群众卫生知识。他们设立诊疗所，提供免费或收价低廉的医疗服务。比如说，在Sungai Buloh开设的麻风病院，目前仍然为病人提供服务。

为了更深入教育民众，卫理宗教会组织了妇女队伍（Methodist Bible Women）探访家庭主妇，教导她们保持家居清洁，注意食物卫生，照顾家人的健康。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有了圣洁又要加上清洁」（Cleanliness is next to holiness）。

教会学校也推行卫生教育，向学生灌输个人卫生和疾病防范知识。学生被提醒要远离酒精、香烟和鸦片。如何防止蚊虫繁殖，亦是当时重点内容。

不仅如此，宣教士有感营养不良是严重问题，并且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他们分发免费面粉、玉蜀黍和牛奶粉等物质给贫穷家庭，用实际又直接的行动改进民众健康。

强国先强民，教会推行的公共卫生教育，确实在我国留下美好的一章。

社会福利和关怀

根据历史文件，卫理宗教会非常关心社会课题，经常上书向殖民地政府提出意见，比如，催促当局消除奴隶现象，抗议政府鼓励鸦片和烟草交易，指责官方任凭妓院和赌馆林立等。

除了抗议和上书外，教会亦采取积极行动，建立收容所，保护来自不幸家庭的妇女和儿童。同时，卫理宗教会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发动建立戒毒所的宗教团体。根据Horley牧师在1907年教会议会报告，全国各中心统计，每天前来接受戒毒（鸦片）人士有500人之多。

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实在不容忽视，追求圣洁对卫理宗信徒而言，不仅是个人和宗教性的，也同时是社会性和有实际生活意义的。

结论

今天，教会对国家的贡献，继续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认同和赞许。因此，信徒应该在前人的见证和努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勇敢的开拓新的、前瞻性的事工，为国家和人民尽上一份力量，好叫后代的子孙以我们为荣。

2003年8月31日

性手链

（本文刊登于星洲日报）

嗨，儿子，

听说，最近又流行新玩意儿。少男少女，人人手腕戴上不同颜色的胶圈。不过，我又听说，学校要禁止这东西，原因是它有一个令成年人吃不消的名字：性手链。据说，不同的颜色，隐藏不同的‘性’信息，挑逗对方发生性行为或亲密举动。

虽然说这东西在西方流行过一阵子，不过好像不是很流行，因为这几年的世界玩具和时尚饰品博览会，不见厂家大量推销。商家永远对潮流是最敏感的，目前正流行什么，下一波将流行什么，多少从每年的展览商品中看出点端倪。

什么是潮流？从经济而言，潮流只不过是大型商家所主宰的盈利活动。以服装界为例，下一季流行什么裁剪设计，什么颜色，什么材料，早在销售前一年，已经由世界名牌时装设计师和厂家定案。等到模特儿在天桥上卖弄风骚，时装潮流杂志图文并茂指手画脚，太太小姐们在‘血拚’之时，对设计师而言，该潮流已经是‘昨日黄花’了，而下一波潮流正整装待发。

希望你对潮流的真相多一点的认识，不会盲目的跟着别人尾巴走。很多年轻人错误的以为，穿上或用上最in、最流行的东西，就是比别人更先进，更有品味，也因此比较容易让朋友看得起。可能吧，不过，每过一阵子总有新潮流出现，还记得Pokémon 吧，那时你如痴如狂，收集了上千张卡片，可是今天，全成了塞在床底下的‘历史文物’。

完全不跟潮流是不可能的，21世纪的人，总不能按清朝的人物留条大辫子（除非现在又流行了，另当别论）。但你也不必因为害怕跟不上潮流，终日忙忙碌碌，不得安心。做人要有自信，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活出自己的风格，不需要样样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若问，可以不可以穿戴‘性手链’？只要你不乱搞性关系，儿子，自己决定吧。

你的老爸
5-2-2004

基督教對現代民主觀念的影響

教會和政權

　基督教對現代民主觀念的影響

　　　　　　　　　　　　　　簡榮渭牧師

基督教先驅推崇民主，不是基於少數要服從多數的原則……民主不等於選舉，選舉只是決定把政權交給誰；真正的民主乃是在選舉之後，選民要對手握政權的人進行有效的監督
。

　　民主政治是現代西方幾個國家的產物；它的產生有多方面的因素，基督教是其中一個。本文略談基督教對民主觀念或者民主意識的影響。從舊約先知對君王權力的監督，宗教改革時代的長老宗和清教徒派，對現代民主定下兩個極重要的基調：權力監督和容忍異己。

舊約先知的角色

　　在舊約聖經中，王權開始於撒母耳時代。大概在主前11世紀，由於民眾強烈要求，先知撒母耳在壓力下封立掃羅為王。撒母耳當時警告以色列民說：“要君王來統治你們，可能須付出慘痛的代價。”（撒上8:11-18）

　　在這之前的士師時代，以色列族沒有一個中央集權政府，經濟和軍事力量當然無法與周邊國家相比，但好處是不必承擔中央政府的龐大開支，並且不受制於單一集團。只是，王權一旦建立，人民不但失去相當大部分的自身權力，並且要負擔種種苛捐、雜稅、徵兵、徵糧
。因此，撒母耳認為有了國王之後，百姓就要受苦，他除了陳明君王必然斂稅和徵地外，並嚴厲地警告說：“你們也必作他的奴僕。”雖然如此，以色列民還是說：“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撒上8：19）

　　果然，掃羅登基做王，立即就實行斂稅、徵兵、徵糧，這原是維持中央政權最起碼的要求。至所羅門王時代，王室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宮殿，揮霍無度，貪婪淫 亂，人民的負擔就大大加重了，全國怨聲載道。所羅門王的兒子接位後，王室更加敗壞，橫徵暴斂，百姓逼急了造反，結果國家一分為二。

　　基於這段歷史，舊約聖經對於王權，一直採取保留態度，認為權力集中的君王定會作惡
，不是理想的政治制度。雖然舊約承認君王是上帝的僕人，但強調君王必須對上帝負責，不得剛愎自用，誤國傷民。

　　故此，從政治制度而言，先知的興起，是對王權的一種監督。先知亦是上帝的僕人，有獨特的身份及任務，使他們可以站在政權之外
，甚至站在政權之上，用超乎政權本身的標準
，以上帝的話對君王政治進行批判。

　　以色列先知傳統並非世襲，亦不是固定的組織。先知由上帝在民間隨時選召，替人民說話；不單指斥當時的社會敗壞風氣，亦敢直言王室的不是，彈劾腐吏苛政。例如先知拿單就曾面斥大衛王奪人妻子，蓄謀害命；又如先知米該亞在亞哈王面前“不說吉話單說凶言”（
王上22：18）。結果，米該亞被囚，後來怎樣
，我們不知道，大概是死在獄中了。後來，亞哈王果然戰敗了，死在戰場，應驗了先知的凶言。不說奉承的假話，只說真話，為真理犧牲
；這就是偉大的古以色列先知傳統。先知有監察、審視、批判王權的責任，在政權之外另有根據（耶和華的話）。這種對王權進行監督及批判的概念和做法，乃是民主意識的基礎，對後世思潮影響深遠。

　　在人類歷史中，所有政權皆自認其權力至高無上，不僅古代君王如此，所有權力擁有者
，包括今天的民選政府，都不知不覺地有此傾向。一直到今天，無論國家的權力、政府的權力、政黨的權力，人一旦擁有它，就認定自己是至高無上，不得反對，不容批評，要求人民哈腰順服。這種政權錯誤觀念一旦存在，民主一日難行矣。

宗教改革時期

　　在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跟隨新約的教訓，認為人應當順服政府，就算是壞的政府亦應當順服；所謂“該撒的物歸該撒，上帝的物歸上帝”，但他認定良心只能屬於上帝。路德指出，屬靈及 屬世的兩個國度，各有範圍；雖然各自獨立，卻可彼此合作。可惜是，路德這個“兩個國度”的理論，一不能防止君王濫用權力，二不能主動參與社會，它充其量只 能保障某種程度的宗教獨立，因此對現代民主影響甚微。如果君王在地上胡作非為
，屬靈或屬天國的教會不能奈其何，充其極只
是作良心上的反抗而已。

　　基督教積極的監管政權、改革政府，及推動民主的神學思想，要等到長老宗先驅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之後才有一點開端。加爾文好像保羅和路德一樣，認為政府權力在於維持世上秩序及社會安定，並且懲罰犯法的人，主持公道；但基督徒卻有責任去督促、指導、甚 至改革政府，使政府在行使權力的時候要合乎上帝的旨意，使上帝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單只在宗教生活中實現，並且也伸展到屬世生活、屬世 政權當中。加爾文根據這原則去積極改革，不但改革教會，亦改革政府，在當時來說可謂石破天驚之舉，影響深遠
。

　　加爾文在其大作《基督教要義》最後一章“論政府”中有一段說：“很少君王能約束自己，不使其意志與公義及正直相抵觸，又因為他們鮮能深思明辨，在凡事 上發現那盡善盡美的。所以由於人類的罪惡和缺陷，使政權操於許多人的手，乃較為穩妥，他們好彼此幫助、規勸。這樣，倘若有人越權，別人就可以監察並約束他 的野心。”

　　加爾文顯然認同舊約先知的傳統，認為權力受監督比不受監督好，好政府應秉行公義，不應濫用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加爾文以民主為必要，乃是基於人性是墮落的，因此，放任自由的政權是絕對危險的。換言之，基督教先驅推崇民主
，不是基於少數要服從多數的原則（當然，現代基督教不否定這概念，只是不以它們作為民主的基礎），民主之所以是必要，因為我們相信群體有監督政權的職責，透過監督，希望可以約束墮落的人性，特別是加上權力的墮落人性。

　　現代西方國家和政客極力向未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推崇民主制，原是推動進步社會之舉，但在很大程度上，所謂的民主，大家關懷的好像只是國家的領袖是否 通過所謂一人一票的民主推舉出來，至於民主重要的精神（監督和約束）卻不是很認真看待。無怪乎，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同樣以民主之名濫權的事就屢見不鮮。 須知道，民主不等於選舉，選舉只是決定把政權交給誰；真正的民主乃是在選舉之後，選民要對手握政權的人進行有效的監督。
基督教並不認為民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體制，更不可能是人類最圓滿、最終極的政治制度；民主只是人的制度，人努力的一種嘗試，它是一種監督制度，一種防範措施，其本身當然需要受到監管和不斷檢討，确保有效的發揮其功能。

　　近代神學家在這方面的詮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算美國20世紀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他認為“因為人是由上帝形象做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但因為人是罪人，所以民主亦是必須的。”前者指人人可以積極負起政治的責任，後者 指權力必須加以限制。民主的意思在現代基督教教義方面來看就是這樣。

改革時期之後

除了監督和約束外，基督教為現代民主奠下第二支重要的基調是：容忍異己。

17世紀，加爾文派長老會在英國興起。在教會組織內，這班清教徒發揮了加爾文的改革精神
。教會有代議制度、選舉制度，並且重視開會程序及討論自由。一切政策都應在議會中公開討論、辯論，大家來解決問題，達成決策。這是現代民主制度的要素。他 們這班人與舊約先知不同。先知只是在旁監察或批判權力，並不直接行使權力，行使權力是君王責任；加爾文派清教徒則主張參與，以民主方式直接行使權力。先知 監察、批判權力不一定有效，並且有時甚至遭受殺身之禍。因此，先知的職權和影響力是很有限的。但加爾文教派的長老會信徒卻提倡積極參與政治、改革政權，使 政府更能符合上帝的旨意。

當然，長老會這種民主思想的成長有一定的社會背景。譬如，長老會信徒在當時多是有知識、有資產的階層。他們能強調基督徒的社會責任，主要原因是他們有較高的知識水平，有足夠能力積極參與和承擔較大的政治責任。這群信徒不僅願意參與社會，他們且有擺脫舊社會秩序、開創新局面的積極觀念。

基督徒參政不一定能確保基督教原則能夠被貫徹，基督徒濫權的事也是屢見不鮮。事實上，西方社會是基督教人士當權的社會，但不等於他們擁有一個符合基督教義的政權。不要忘記，當年長老宗信徒反抗的對象不是異教徒，掌權者都是基督徒。

另外應該一提的是，清教徒除了參與政治改革外，對內，他們也以反對派身份或在野身份對教會當權派進行批評改革；他們認為當時教會改革並不徹底。在多年的宗教爭論中，持異議的遭受當權派的壓制，這使他們深感民主的需要，漸漸體會到理想的政府不應該壓制反對派，必須有雅量容忍反對派。

民 主必須容忍異己的觀念，另外一個產生因素是基於現實歷史經驗。在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之後，歐洲各地長期陷入了宗教糾紛，甚至引發多場戰爭。只是，經過長 至100年的糾紛和戰爭，大家都不能消滅對方，因此就不得不開始學習容忍，認真的看待與“敵人”同存這不能逃避的事實。開始時，容忍異己的態度，只發生在 宗教團體內，後來漸漸傳開包括在政見上容忍。這些基督徒認為，沒有政見上的容忍，民主亦無可能出現。假如將其他持有異見、異議的人、教派或政黨，不是毀滅 就是加以控制
、壓抑，由一教派或一黨專政起來，就不可能有民主了。

按這班長老宗信徒的教導，我們如何辨認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團體，是否貫徹民主精神呢？一個簡單又直接的方法是，觀察它對異議人士的容忍程度，以及允許異議公開討論到什么地步。

基督徒與政權不能分割

若 問基督徒是否可以參政，舊約聖經似乎已假定，上帝的子民和先知已經參了政，不存在可以不可以的問題。再者，改革宗教會的傳統，本來就與國家政治分不開，因 此，我們若認同改革宗的身份，特別是認同加爾文和清教徒的傳統，就無可避免的承擔這身份所帶來的一切職責，鼓吹民主精神：監督政權和容忍異己。

今天，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民主機制的現代社會，要問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民主政治中有效的承擔這職責？對於信徒個人和教會群體，我有下列的建議：

1、從聖經去重新認識教會的大使命。

若非對創造論和救贖論有深刻的認識和委身，我們不可能正確和有效的扮演現代先知的角色。今天教會出現兩種不健康的政治觀：一，對政治完全的漠視，冷淡，以為政治是非屬靈的，與教會無直接關係；二，以民主信仰代替基督耶穌的福音。

須知道，信仰若不能落實在現實社會，這信仰就對大眾沒有發言權，基督徒就不再是世界的光和鹽。此外，唯有忠於福音，教會才有資格向社會發言，失去福音信息的教會，就會失去其獨特先知的身份和角色，結果她一切發言將與一般人無異（無論多有深度和動聽），其價值也就不存在。

2、教會先實踐民主。

教 會要對外界進行有效的監督，除非本身先忠實的奉行民主，立下優良榜樣，若不然，我們就是現代的法利賽人 － 只會吩咐別人行善，自己卻不動一根指頭。我呼吁一些教會領袖必須針對濫用權力、壓制異己、排斥異議、抹黑其他群體的“壞習慣”進行嚴肅的反省和更新。同 時，信徒必須堅持實踐民主，不要“神化”領袖，要相信只要是人，無論他是誰，與其他人一樣，都有犯罪的可能，因此，信徒和領袖必須彼此監督和鼓勵，常常警 醒，免得被罪所勝。

3、教會需要有知識。

教 會若要有效的監督民主政權，她需要對於政治、經濟、教育、行政、外交、軍事、人民生活等等課題有足夠的認識，而不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教會需要先了解課 題，才能對症下藥，言之有物。然而，教會永遠必須從福音信仰的角度作出批評、指導，不要從不相關的角度來討論。從實際而言，教會需要有一批專才（現代先 知）專門負責此事。但是，若非教會認為這是重要、且是不可避免的使命，她就不會把足夠的人才和資源投入這方面的事工。看看今天整體教會對硬體的投資，動輒 千萬元而面不改色；相對的，對人才栽培和知識的投資，常常因預算短缺，諸多重要項目無法落實。教會有必要打破現有的思路，調整資源投資的順序，以達到強化整體素質的目標。

結論

舊約先知和教會先驅為我們奠定了現代民主精神，馬來西亞教會是否能夠承接上一代的努力，給我國民主政治加入更豐富的內涵，實有賴我們這一代信徒，能否基於福音信仰，在此地此時，忠心執行先知的職責。

如此华人

故事：
新年假期期间，某同工来我家借办公室钥匙。我正在电脑前写东西，老伴在厨房煮饭。她先去后面与老伴闲谈几句，我把钥匙给了她，她说拿了东西就会把钥匙还给我。她刚上了车子，我突然想起有一副后备钥匙，于是冲出门叫住她，把钥匙给她，并且吩咐她拿了东西不必回头来我家，意思是免得她麻烦两头跑。

她走后，我走入厨房发现老伴饭和菜都煮多了。她说，「你的同工待会儿要回头来还钥匙，她答应留下吃饭。」

「我刚才告诉她不必回头还钥匙，她没说你留她吃饭。」

于是，我给同工拨了电话，问道，「待会你会回头来吃饭吗？」

「没有啊，你叫我不必回头，」她淡淡地答。

气氛有点僵。我急忙说，「师母说煮了你的饭，请你来。」

「哦。」

感想：
华人如果可以坦白一点、直接一点，一些不必要的误会绝对可以避免。